2017年秋，齐千堂在家背面的山腰放牛。下午三时，刚走到牛圈旁的他侧脸一瞧，40米外的大树边正伏着一只豹。
通体花纹的豹子摇着尾巴，一步步地挪动。齐千堂心里打着鼓，他上回亲眼瞧见豹子还在2000年初，不过是冰冷的尸体：生产队的山羊被豹咬死后，人们用毒药杀死了害羊的豹。
“嗷呜——”齐千堂高吼一声。豹子“咻——”地一下跃到山沟里，消失不见。
今年75岁的齐千堂住在山西省和顺县的小南沟，这里是华北豹最重要的种源地之一，也是豹群向周边扩散的关键通道。
作为唯一一个仅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豹亚种、食物链中的顶级捕食者，华北豹的兴衰指示着生态系统的健康、稳定。
然而十余年间，豹子栖息地的破碎不断加剧。滞后村落建成的保护区，让人与豹的活动空间高度重叠；越来越多的风机、农田，阻隔了种群的繁衍。
一群动物保护者来到这里，渴望拯救豹子的生存难题，却在探索中看见当地人的脆弱、老去。本就贫困的村庄，承担着人兽冲突、保护动物的代价，仍然缺乏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经验。
人豹之间，能否同时摆脱生存的困顿？
豹王M2在冬季的山头。 图源猫盟
贫瘠的山沟 人豹的交集
57年前，齐千堂第一次来到小南沟。
在他的记忆中，那一年，每个村子都有生产大队，年末给村民分红。父亲打听到，小南沟的分红比自家村子多出几毛钱。一家人便搬到这里。
年幼的齐千堂并不情愿。山沟人烟稀少，天气又干旱。用村民们的话说，这里“一点儿也不肥”，贫瘠的土地，让种田成了难以赚钱的苦差。
当地稀有的谈资之一，是山上有豹。
大家都在流传，“豹是君子”：只要人不伤豹，豹就不会主动伤人，甚至是避着人走的。“一般谁都见不着。”齐千堂说道。
70岁的刘变兰从小在村里长大，她回忆起唯一一次危险，是村里的男孩下山时抱回一只小豹子。长辈们劝导他赶紧放了，男孩不肯。结果母豹一路寻到村口，持续发出吼声。人们感到恐惧，立刻把小豹放到山上，母豹这才离去。
不久后，齐千堂成了村里生产队的队长，也在大队里结识妻子云栓连，两人在小南沟安了家。
齐千堂驶入他的村庄小南沟。 冯蕊 摄
齐千堂的后院。 冯蕊 摄
彼时的人们，与豹子有了更多的交集。
上世纪70年代后，当地政府开始主抓牛业脱贫，养殖牛羊成了人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好几回，齐千堂的生产队上山时，发现山羊已经被咬断脖子、喝光了血。人们根据撕咬的部位、地上的脚印，把真凶指向豹。
生产队配过猎枪，也买过毒药，洒在羊的尸体和山沟里。人们就这样杀死了两头豹子，把尸体抬回村庄，埋在山脚下。
上个世纪末，随着山西省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，森林的蔓延给豹子提供了更多生存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华北豹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、世界濒危物种，不再允许猎杀、毒杀。
齐千堂记得，最严重的时候，一周发生了三四起“豹咬死牛”的事件。曾有村民被豹子咬死一头小牛，母牛护犊子时也摔死在石头边上。村民就坐在两具尸体旁，大哭着喊道，赔我的牛！
牛羊养殖是当地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天气干旱，玉米几乎是唯一的农作物。 冯蕊 摄
直到2015年，人豹之间的敌意有了转机。
齐千堂第一次在副乡长的介绍下，见到从北京过来的保护者宋大昭。
宋大昭在甘肃的秦岭山区长大。小时候，他听一位老猎人说起上山的趣闻，其中提到了豹。“就这么大。”猎人拿手比划了一大圈，让宋大昭感到向往。
2007年，他在论坛上看到豹子的照片，引着他一路来到和顺。那时起，他便在北京与和顺之间往返，用红外相机调查豹子，也由此得知人豹冲突。
有一回，宋大昭在山里摔断了腿。躺在家里养伤时，他反复在想未来的人生。
在城市的工作里，宋大昭时常觉得紧张、焦灼。有时和不同的人打交道，他甚至不知道该把双手放在哪里。而躺在和顺山头的森林，他舒展开手脚，感受到长大后很久没有的放松。他决定留在这里，组建了保护组织猫盟。
当时，组织计划给村民“生态补偿”，让齐千堂等五位村民来当“老豹子队员”，一头帮忙检查红外相机，另一头帮村民核验豹子咬死牛羊的赔偿金额：小牛被咬死补1000元，大牛被咬死补2000元、被咬伤补500元。
2017年，“豹吃牛”的补偿被列入了当地的政府项目与财政预算。五年后，山西省在8个县试点生态肇事保险补偿，和顺县是其中之一。
镶嵌在太行山腹地中的小南沟人烟稀少。 冯蕊 摄
齐千堂指着2017年看见豹子出没的地方。
变幻的荒野 破碎的土地
不久后，宋大昭又发现新的问题。
第一年抵达和顺时，他曾把车停在山口。此时的山岭两侧是连片的灌木、丛林。
九月，在山头架设的红外相机里，一只成年豹子抬起前腿，朝巨石一跃而上。在宋大昭眼里，这是属于豹子王者、荣耀的时刻。
宋大昭把这只豹子编码为“M2”，M代表雄性，2是评估中第二只被标记的豹子。
2009年后，红外相机一度没有再捕捉到M2的身影。直到2013年，当监测的范围逐步扩大，M2又出现了。宋大昭惊讶地发现，它建立了一块至今为止最大的豹子领地。它的耳朵、脸上带着伤口，是一只豹子斗争过的印记。
原来，豹子对生存空间有很高的需求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曾在采访中表示，华北豹要维持稳定的种群，需要至少800到100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。
根据宋大昭的监测，豹子在和顺-榆次地区的栖息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，当地也在2002年后建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。但其中早已存在许多村落，有上百年的历史难以搬离。由政治、法律决定的保护区边界，“圈不住”野生动物的生存需要。
更何况，豹子们的栖息地变得越发破碎。
宋大昭看到，十余年间，越来越多风机、光伏爬上山头，农田陆续占领荒野。在M2第一次出现的山脊上，连片的森林被87座风机取代。
地面上豹子的脚印。
爬满山头的光伏板。
隐在霾里的风机。 冯蕊 摄
宋大昭对此感到忧心。尽管在监测的数据里，和顺县有一个稳定的、可繁殖的华北豹种群。每年有40只左右的成年豹子个体在这里活动。
豹子之间却越走越远。“如果栖息地的破碎切断个体间的交流，种群很快就会衰退。”宋大昭说，这时候豹子容易近亲繁殖，也难以抵御气候、疾病等外部的威胁。长此以往，种群会走向灭绝的风险。
风机建成后，M2没有回到那块巨石。2019年，它闪现在小南沟附近，此后逐渐消失在保护者的视野里。这是当地唯一一只被持续观测了10年以上的公豹。而评估显示，2014年以来，当地其余公豹平均存续的时间不到5年，一些母豹放弃了多年稳定的生存空间，不断游走寻找新的家域。
背后是难以阻挡的开发。
当时，保护者黄巧雯已经来到和顺县，和宋大昭一行住在村口的集装箱里，作为保护基地。她与当地的许多政府部门打过交道。
她感受到保护与发展的张力。经济速度是直观、显性的考核指标。在贫瘠的山沟里，“以土地换GDP”似乎成了最快的发展途径。
这些认知落到黄巧雯眼中，成了一种隐忧：生态价值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。一旦老龄化的乡村走向衰败，这里并不会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。这些土地或许会走向工业与工程用地，让豹子的栖息地更加破碎。
她陷入思考，能不能摸索出一种方法，减少牺牲自然的代价也能向前？
大山里的自然景观变得更加破碎。 冯蕊 摄
共存的田 信与不信
黄巧雯最早是在观鸟的活动里结识了宋大昭一行。其间，她听到许多和顺当地的保护故事，也得知了荒野破碎的趋势。
那时她已经离开记者的工作。比起单纯的记录，她想做更多关于“改变”的事。
她和宋大昭商量，仅仅有保护区的存在并不足够。一些变化应该出现在人豹共存的土地上。
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小南沟附近。
小南沟离集装箱基地不远。此前的夜里，保护者们去野外巡护时，黄巧雯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出没在小南沟边上的土地。这片土地镶嵌在三个村庄之间，曾是豹子在两侧山脊穿行的必经之路。
早年，她和保护者们曾在基地的三亩地上，种了玉米、荞麦做试验。尽管农作物的长势并不好，野生动物纷纷前来：夏天，野鸡带着鸡宝宝在田里晃悠，冬天还会有松鼠、狍子闪现在这里。
黄巧雯很惊喜，曾破坏了豹子栖息地的农田，原来也能成为栖息地的一部分。
她又想起，之前和“老豹子队员”聊天时，他们抱怨大规模的种植才能挣钱，但村民们没有经济能力承包土地，只能等着别人收购。加上农田本就缺乏生机，收成不好的时候，种了20多亩地的大户人家把玉米都卖了，一年也就挣8000元。这还是没有刨去成本的收入。
“如果生产能围绕豹子展开，农田是不是能更有价值？”宋大昭提议，这是另一种角度的保护：人们不影响生计，还能过上与野生动物共存、互利的生活方式。
2023年，他们决定承包小南沟边上的土地，取名为“豹乡田”。
在他们的计划里，这片田地的价值更多在于“生物多样性”：由保护者种植农作物，同时给野生动物留下栖息空间。外部的个人、企业能够认养一部分农田，作为保护者的资金来源。
黄巧雯先找到村支书询问。对方显得爽快，“只要老乡愿意租地给你，我这边没有问题。”
村支书召集村民来村里开会。人们纷纷前来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只知道来参会，就能送一桶油。
三个村子形成“人”字，田地位于中间的断裂。
造访田地的鸟类。 图源猫盟
不过此刻的人们，还是对外面的世界支起警惕。
信任是一点点丧失的。齐千堂记得，五年前，曾有一个中药商人来村里承包土地种植药材。结果他只给村里付了第一年的租金，就逃跑了。齐千堂干了十多天的工，没有拿到一分钱。
后来大家得知，中药材商人是为了申请项目，骗取国家补贴。当时齐千堂感受到欺骗，还有一阵无助，没有人站出来帮他们说话。
“你们会不会和他一样？”村民们提出疑虑。
黄巧雯恳切地说出了种地的想法。想到此前和宋大昭的交集，齐千堂还是选择了相信。他带头表示，可以把地拿出来。
没有养牛的村民也显得热情，第一个把自己的地租了出来。看到别家真的拿到了钱，村民们陆陆续续想要加入。多赚100元，他们就可以买一袋白面，供两口人吃上一个月。
一礼拜下来，保护者们总共租到104亩地。“豹乡田”总算开始运转。
不过，质疑、冲突也在随之上演。
68岁的朱爱云骑着三蹦子，拦截在田边。他梗着脖子发问，“为什么不请我干活？”原来，租地之后，保护者们仍然雇佣了外面的工人种植、打理。
有一天，黄巧雯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，“地里已经没剩啥了。”他们赶到现场一看，地里种的将近800个南瓜，被偷到只剩两个。另一回，玉米被偷了六千多根，将近八成。
在事发现场，还有三个村民骑着三蹦子，准备把剩下的玉米秸秆割了喂牛。
黄巧雯感到无奈。或许，保护者们从未真正走近过这里的人。
豹乡田的位置上，画满了涂鸦。 冯蕊 摄
老去的人 脆弱的生计
2024年3月，黄巧雯一行决定住在村庄，挨家挨户地走访村民。
黄巧雯发现，哪怕是拦在地边、看起来凶巴巴的朱爱云，也会张罗他们“在家里吃饭吧”。坐在炕头上，他变回了一个脆弱的老人。
朱爱云做过17年的村支书，在山上养了十几头牛，家里种了20来亩地。
每天早上七点，他都准时起来把牛放到山上，盯着它们生怕跑回村庄，傍晚再把牛赶到圈里。日复一日，他没觉得苦，更担心波动的牛价。
近三年来，牛价一路下跌。原本一头七八个月的牛能卖上七八千元，一头怀崽的母牛能卖到1万5千元左右，现在价格直接砍了对半。去年天气特旱，玉米又减产了一半多。
朱爱云的家里有三个孩子，老大成家后留在村里，老二和老三都定居在城市。朱爱云不愿意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，“去城市干啥？去城里，60岁以上谁还要你干活？”朱爱云摇了摇头。比起离开山沟，他更想在这片土地上，找到可以替代的、稳定的生计。
朱爱云并不想搬往外面的世界。
朱爱云的妻子刘变兰在打理自家的农田
午后，朱爱云和刘变兰收拾杂活。
刘变兰在报纸上认认真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 冯蕊 摄
随着时间在山沟静静淌过，这里的人们也在走向衰老。
去年夏天，保护者王君在村里驻点。夜晚九点多，村民二军突然找到她，说90岁的爸爸发烧了，家里没有一点药。
村医不在，最近的医院还在15公里外的马坊乡上。王君只得开车载着老人去药店买药。
村里人平均年龄65岁。72岁的王仲妮是村民口中的“铁娘子”，年轻时干活尤其带劲。2023年，人们聚在一起种地时，还会打趣，“谁敢说王仲妮比汉子差。”仅过了一年，王仲妮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没法再弯腰下地。
“小病就捱着。紧急的病，就自个儿想办法。”朱爱云说。
渐渐地，一些情感与孤独被掩藏在大山深处。
夜晚，王君总会接到村民崔相连的电话。对面说，其实没有什么事，就是聊聊家常。“想找人讲一讲话。”崔相连说，尽管哥哥就住在旁边，两户是隔开的，互相之间来往很少。
村里也没有公共活动，上一次唱戏还是在30年前。“有什么想要的吗？”当王君反复地询问，对面都是摇摇头。
“搞个丰收节，把戏台修好？”面对提议，村民们茫然地附和，好啊，热闹点好。齐千堂唯一的娱乐活动，是躺在床上刷抖音的短视频，一直到晚上11时。
王君看到，很久之前，有摄影队到村里制作照片，给人们拍了不太清晰的头像，拼接在穿着西装的身体上。这些怪异的照片，却被村民们用相框裱起来，放在了家中的显眼位置。
从村里返回驻点，黄巧雯的想法有了改变。
“我们和村民不该只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。”黄巧雯感慨，虽然人豹之间曾有敌意，这里的老人，是最熟悉、也最能接受豹子的一代人。
那么有关豹的一切，能否满足老人的需要，给他们一段有尊严、有价值的集体回忆？
齐千堂刚从地里开着拖拉机回家。
回到家中后，气氛又陷入沉默。
崔相连刚刚做完农活。 冯蕊 摄
下午，村民在齐千堂院子里闲聊。
包容与善意
那时，黄巧莹和一些同行有过交流。在其他地区的农业合作里，她了解到“管家模式”。
2024年年初，她和保护者们在会上讨论，可以由村民认领不同亩数的田地，真正参与到耕种、锄草的劳动，还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任务里。无论收成如何，村民管家每认领、照护一亩田，年底能拿到1000元的收入。对于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，可以用轻巧的手工活等方法让他们也加入进来。
同样，这里的人们对当地的生态与地理最为熟知，能够把他们积累的生活经验运用到保护工作里，这是一种更为“在地”的保护。
王君一行将“管家”的想法告诉老人们。一些人对此感到犹豫，推托“没有时间”。还有人拖了很久，看到邻居报名了，最后答应“先管个一两亩试试”。
最后，9户人家、12位村民签订了为期1年的管家合同。最多的一户人家，认领了11亩地。
其实，村民们仍然无法理解保护，也对公共事务没那么熟悉。
王君看到，他们总在攀比、较劲。齐千堂做事格外认真，他找王君抱怨，“我锄草要锄三遍、四遍，别人比我都要粗心，为什么拿的是一样的钱？”
王君反复和他解释，不能锄得太干净。每年田里要有10%到20%的农作物留给动物，供它们栖息。齐千堂不愿妥协，嘟囔着自己的想法没错。
另一些村民本来就有过节，不愿意把认领的田地排在一起，生怕互相间闹起矛盾。两家村民好几年前有过冲突，恰巧在管家会议上坐在了对面。
他们越看对方，越觉得不顺眼，干脆掀掉桌子，把准备好的水果、瓜子洒了一地。“一些很小的结，到了村里就成了天大的事。”王君苦笑。
王军一行和齐千堂、朱爱云商量种地的事。
王君在村民家中走访。
齐千堂对种地模式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村民李改萍和儿媳妇去地里种果树。冯蕊 摄
尽管如此，一些改变也在山沟中悄然出现。
田边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豹子的身影。去年2月，一只豹子幼崽，紧跟着野鸡扑到雪地里，打了几圈滚，叼着鸡身跃回山头。
它的母亲曾消失在红外相机的视野中，如今带着三只小豹子搬回了小南沟附近。四只豹子在齐千堂家后面的山上，一直逗留到天黑。
有一天，保护者们接到村民电话，得知一只狗獾被卡在下水道。“要不要去救下它？”电话那头问道。按照山里之前的习惯，人们很可能把它当作了食物。王君一行来到村子，就给狗獾凿了一条通道，让它能够顺利地跑出来。
一些老人把豹子的红外影像存到自己的手机里，等到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摇晃着手机给对方展示，“看，这是生活在我们村子的豹。”
还有村民给保护者们分享起手机里的视频。屏幕中，一只狍子从田边远远地跑了过来。
当年的秋收时节，保护者们为村民办了一场丰收宴。
这是50年来，第一次全村人聚在一起的宴席。到了拍照环节，云栓连特意换上一件红袄子，把手端端正正地摆在大腿上，面对镜头咧起嘴、露出牙齿。一旁的村民照完了相，赶紧回去换装，生怕把这件过年过节穿的红衣服给弄脏了。
回到家里，云栓连把这张照片放在电视机前，用硬纸板夹了起来。照片一旁，贴着丈夫齐千堂影印下来的豹子影像。
冬日，豹乡田的红外相机里出现了豹子。受访者供图
齐千堂展示红外相机里的豹子。
电视机前的豹子影像。 冯蕊 摄
保护者给齐千堂拍的照片。
离开的、留下的
十余年间，人们经历着离别。
M2曾陪伴宋大昭度过大山里的时光。
宋大昭也只亲眼见过一回豹。起初，他跟随M2的观测影像，逐渐熟知了豹子的习性：当豹子在树上磨爪子，用后腿使劲刨地，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的领地做标记。保护者们便在山里寻找这些刨坑，由此发现豹子的踪迹。
有时，宋大昭也会坐在那块豹子跃过的巨石上，在那里能够俯瞰到太行山脉。
M2消失后，他很久不愿再回到那片山脊。他总有些恍惚，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老朋友。
去年，齐千堂从“老豹子队”里正式退休。
他当了近9年的“老豹子队员”。那段时间，他上山检查红外相机是否有损坏，每隔几个月，便会把这些相机的卡收回来，插进机器里查看。他会在白纸上写下相机的编号、在这台相机里他看见了多少头豹子。
随着年岁渐长，大家不再让他上山工作，担心身体出现意外。“其实我还想再干！”齐千堂感到忿忿不平。紧接着是一阵失落，“我上山那么快，比年轻人都要厉害哩。”
他小心翼翼地用白纸把每一张存储卡包起来，藏进了电视机下的小铁盒中。
实际上，他说不清那些豹子的编号代表着什么。在他眼中，那是一段自己有事做、有用场的时光。
齐千堂把存储卡放在小铁盒里。
老豹子队员的荣誉。
说起豹子和往事，齐千堂露出笑容。
朱爱云笑着说起大山的变化。 冯蕊 摄
更多关于留下的故事也在发生。
去年的一天，当王君从老家回到村庄，发现自己回家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村。在地里干活的老人，一看到她走近，有些兴奋地，用普通话喊道：“好想你啊。”
王君的心里涌上一阵柔软的情绪。一年前，她匆匆办了退休手续，在和顺租了房子。她曾害怕退休后，自己能做的事会越来越少。在这里，她第一次开着皮卡上山，学习直播、种地，这是她在医院三十年的工作中，不曾接触到的新鲜世界。
如今，齐千堂不想再搬离小南沟了。
2018年后，和顺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，有了“华北豹第一县”的新称呼。根据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的测算，截至2024年，山西可识别的华北豹个体数量从2019年的132只增加到222只。和顺便是这些豹子的根据地。
豹子的变化引来了更旺的人气，记者、企业、志愿者纷纷到访。“人来了，就没那么无聊。”齐千堂笑道。他把自己看见豹子的经历，一遍遍讲给人们听。
讲着讲着，他褐色的脸庞爬上红晕，沟壑显得更深。
今年4月，新一年的“豹乡田”拉开序幕。
这一次，报名的家庭增长到16户。有更多观测、保护野生动物的任务等待着村民们完成。
在保护者们的期盼中，让村民们生长出主动保护的意识，仍然是条很漫长的路。但只有这样，哪怕有一天他们离开了山沟，这里的人们也能以合作社为运营主体，自己转动起来。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来，让村庄重新焕发生机。
太行山上的桃花在盛开，豹乡田迎来了春耕的时节。一批新的种子，已经在山沟中撒下。
刘变兰在准备春耕的种子
春日，山间还未完全爬上绿意。
小南沟的桃花已经盛开。 冯蕊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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